中华民族的文脉，像一条“奔腾在纸上”的大河。东北姑娘陈思燚是南京博物院的一位文物修复师，她的手触碰着穿过千百年流传而来的纸张。“片纸虽小，是唐朝宋朝的草木纤维，是唐人宋人的述录笔触。修的时候生怕出一口大气，影响到纸张的微观局部。”每当修复那些久远的断章残卷，她都会进入非常安静的状态。关掉手机，忘记吃饭，日影一转就划过一天。

  文物界有“纸千年，绢百年”的说法，纸张看似柔弱，保存得当却足以跨越千年不朽，成为文明的载体。如今，文物工作者更有能力，让古老的纸张在这一代人手中传承得更久，绽放更多光彩。

  纸质文物是南京博物院文物中数量最大的门类之一，精品多、种类丰富、年代跨度长。2014年，南京博物院成为“纸质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”依托单位，同年又获批成为“近现代纸质文献脱酸保护技术文化部重点实验室”。10多年间，对纸的传承保护成为这里的优势长项。不断的科研注入，文保能力持续增强，也成为国家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一个缩影。中国“纸的历史”，纵贯两千年后，正完成现代科技接棒，走向新的未来。

  过去，纸质文物修复，多局限于旧书画的装裱。历史上，中国书画早已形成重新装裱的规范和经验，让一张纸可以多次跨越年代“重获新生”。高超的绝活技艺，还可以用沸水、点火等特殊处理，而不会损坏纸张。用针锥、骨刀、毛刷精修，南京博物院自建院，老工匠就把传统技艺一代代向下延续。

  说也奇怪，中国传统纸张不怕水浸、重裱。它们来自纸浆，被当年的工匠一张张抄出来。多年后再度入水，褪去糨糊，纤维舒张，墨迹不改，旧纸如获新生。

  即便专业出身，新手入行到这里也三年不准碰文物。陈思燚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。对待文物的理念逐渐树立：文物修复不同于艺术品修复，目的不是“求美”，而是“求真”，要让所载信息保护得更全，留存得更久。跟着老师傅当学徒，她越钻越深，像打开了一个纸的世界。

  她见到各样的纸，遇见各样坏损。2018年，甘肃文物部门送来了几坨“泥团团”。分析成分是纸团，“废物利用”送来做研究样品。陈思燚认为微观纤维完整，希望把它复原出来。她借助高温蒸汽一点点拆解。由于冷了会缩，干了会硬，湿了又会黏，她就徒手在高温里作业，硬是拆了一个多月，泥团成了无数的碎纸片。接下来数个月，她与这些碎纸朝夕相处，竟把原件基本完整地复原出来。

  南京博物院文物保护部主任郑冬青说：“薄薄一张纸，教会我敬畏时间。纸的生命远比我们个体更久远，它承载着历史信息，从一代又一代手中传递下来。我们也要负责地把它传下去，流传到更远的后代手中。”

  相比漫长的时光，文物与修复师的相遇又是短暂的。每一件经手文物，都饱含修复的心血。那份感情像对待一个精心带大的孩子，送回去的时候像告别，不免依依难舍。

  但凡纸质文物，或轻或重多有病害。相比金属、瓷器、石质文物，纸的保护难度很大。早在2004年，国家文物局就组织并且开展过《馆藏文物腐蚀损失调查》项目，调查了全国3200多家单位的馆藏文物腐蚀损失情况。根据当时的调查数据，我国纸质文物共有约350万余件/套，其年均损毁率为1.33‰。数字让文物工作者更加紧迫行动起来，保护这座“纸质的宝藏”。

  在朱红的裱案上，修复师打开层层包裹，展示了一本正在修复中的南宋古书。书已经碳化得像灰烬，但仍有字迹能够辨认，修复人员并不放弃。他们小心翼翼先采取样品试验，并确保措施可逆。“一页宋版一两金”，人们往往从古书中有新的发现。

  南方自古是各类名纸的主产区，但埋藏地下却不利于纸质文物保存。更多古老的纸在西北出土，古籍、书信、经卷、钱钞……沿着古丝绸之路，青海、甘肃、新疆，大量的纸质文物，需要更加多力量的加入。

  这些纸质文物，串起灿烂的往昔。纸的出现是一项创举，它轻便又价廉，文化借此触达更广大的人群。从此，纸的繁盛伴随文化的繁盛，文化的传播紧随纸的脚步。古代中国，伴随着造纸技艺的发展，其原料与用途也日益多元。从最初的敝布、渔网造纸，到楮皮、桑皮、藤皮，继而利用竹子造纸；纸张从文化到生活日用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文化用纸也随着造纸加工技艺的发展，创造出许多留名史册的古代名纸，如澄心堂纸、金粟山藏经纸、粉蜡笺纸等等，洋洋大观。有的技艺已经失传，有的仍在使用，有的在出土文物中被发现……

  纸，往往独具价值。在甘肃亥母寺，记载事件的刻碑早已丢失，记录碑文的纸张却被发现。在遗址的灰坑里，烽燧的地堡下，古人的墓葬中，一张张古老的纸张在西北的干燥环境中存下来，一朝苏醒亟待妥善的保护和修复。南京博物院对于纸质文物的专业优势，需要运用到更广阔的天地。

  南京博物院文物保护修复的队伍，近10年间平均岁数在不断年轻。文物修复不断补充进新鲜的力量。如今工作的主力军，多是此阶段成长起来的。他们带着不同的专业背景，投身到文物修复这一行。这一切，与国家经济实力慢慢地加强、对文化的重视和投入不断加大密不可分。

  众多文物经过修复，带来了新的信息量和新的课题。青海出土了一批元代纸钞，这是如今能见到的较早的纸质货币实物。这批特殊的纸，被专程送到南京修复。经过辨认，这是元代流通的纸币，明显有大量使用的痕迹。它使用了什么何种材质？如何防伪？多大的流通范围？每个问题都是尚未有人解答的空白。

  在纸币残片的背后，还黏连零落的纸条。一开始，修复团队认为那是需要清理的污损附着。但随着研究的深入，发现那是流通中不断对破损纸币的修补，这在过去实物中从未见过。不同质地的纸条，或盖印、或签字、或画押，它们成为了纸币的一部分，又独立出新一层的信息。

  团队熟练运用各种仪器设施，分析纸币的纤维成分、研究劣化情况，最大限度复原纸币的原始状态。用同样的纤维在残缺部位复原出颜色、厚薄与纸币相近的新纸，最终使纸币修补为一张“完整”的纸。

  另一个纸张修复的领域也在强化。和人们的想象不同，近代以来，尤其是百年以内的纸张比古代纸张损毁更快，保护需求更迫切。工业技术下的近现代造纸，在数十年后便开始酸化、损坏，反而不如古法造纸经得起时间。

  南京博物院作为文旅部重点实验室，也承担着攻克近现代纸质文献脱酸保护技术的任务。很多重要的革命历史文物，也会送到这里处理保护。令大家印象最深的，是“八一南昌起义”领导者们当年用过的一份份文件资料。有，有战术经验的总结材料。近百年的纸张，承载着大国军队的初心和记忆。保护好这批文物，就是要让那股昂扬的精神随着实物，代代传承下去。

  郑冬青介绍说，文物数量是无比庞大的，南京博物院团队再壮大，也难以承接海量的文物保护需求。随技术能力的发展，团队越来越认识到这里不单单是“文物医院”，而更像是文物的“医科院”。全国很多场馆的陈列，很多实物档案，其保护都要专业指导。“我们在不断的提高技术，更是在推广方案。我们在修复文物，更是在输出队伍，在传播经验。”

  近年来，他们沿着古丝路的方向一路向西，帮助青海、甘肃、新疆的文物部门培养人才，带队伍。在新疆、甘肃设工作站，办培训班，手把手带出了一批当地纸质文物专家。

  最初，年纪大的工匠师傅们不觉得新技术有什么用。毕竟，修文物靠的是经验，凭的是手上的活。一大堆仪器测定的数据图表，他们看不太明白，觉得是“花架子”。

  但他们并不守旧，一代代工匠也在琢磨创新。比如，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就有人发明了丝网加固技术，用肉眼难以察觉的蚕丝去加固破损的纸张。不过，那些年的创新脱不了在手艺上打转。但年轻人不一样，他们有着材料学、分析化学、制药学、微生物学等不同的专业背景，单位给他们配备的是电子显微镜、光谱分析仪等各类实验设备。

  过去辨别纸，只能靠眼看、靠手摸。如今放大看，看得见纸张的纹理，继续放大可以辨认造纸的纤维，分析纸浆配比，甚至掌握颜料的化学成分。可以说对于纸的认知层次，一下子拓深了，观察纸的视野，一下子拓宽了。

  修复师何子晨举了直观的例子，比如修补需要选一张纸样。过去到纸库一张张摸，拿出来比对颜色、厚薄，找上一两天配不齐很正常。“出去定制怎么描述纸的颜色、厚薄？又不能在文物上裁一块纸样出去。如今，数据库检索，纸样就找到了。”

  郑冬青介绍，在纸质文物保护研究的专业领域，曾经日本和韩国都比我们领先。如今，不论硬件、软件还是研究成果，“我们在这样的领域不输任何国家。”

  继续进步只有跟自己比拼。中国古代纸的品类灿若星空，远超世界上任何区域。我们更有责任、更有必要构建纸质文物的认知体系。南京博物院研究馆员陈潇俐介绍，南京博物院已经建立了一套纸质文物指标体系，今后纸的病害、趋势预测、修复措施等都可进行多维度的量化评估。纸质文物的保护不再仅凭经验，而是纳入一套科学体系之中。

  视野进一步打开。沿着“一带一路”，纸在全球范围有更广阔的舞台，团队需要更深的积累和涉足。在国外，有研究团队运用AI对纸张分层扫描，辨认字迹，类似的运用也值得借鉴。

  纸的研究也在面向更多的公众。南京博物院曾办过一场“纸载千秋”的特展，众多参观者对纸抱有浓厚的兴趣。策展人田建花说：“中国的先祖从泥中造出瓷，从桑蚕那里变化出丝绸，从树皮秸秆里创造出纸，于最普通平凡的事物中发现伟大，这本身就是中国的智慧。人类文明离不开这项发明，随着博物馆热，‘国潮’回归，我们应该重新看待纸、理解纸。”

  90年前，蔡元培代表当时的一代学者，为南京博物院的前身写下寄语：“提倡科学研究，辅助公众教育，以适当之陈列展览，图智识之增进。”那一代人的理想，在当年显得难以企及。今年是南京博物院成立90周年，彼时的殷殷期许已成为今日的现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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